“重钢速度”带来“重钢效益”
２００８年９月，重钢集团董事长董林告诉中国经济时报，重钢准备拍一部暂定名为《钢魂》的电视剧。那时，他应该没有想到，一年多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会推荐电视剧《奠基者》。听说黄奇帆看这部电视剧时，流了三次泪。同样，《奠基者》剧组在东北再现五六十年代万众一心、献身忘我开发大庆油田的壮丽图景和创业精神时，大概也没有想到在大西南，在重庆市长寿区江南镇的重钢新区工地上，一幅在一定程度上堪比那个火红年代的感人场面正在现实生活中上演。
重钢是继首钢之后中国钢铁工业第二家实施环保搬迁的大型企业，搬迁全部完成后形成的生产能力也与首钢大体相当。这样规模浩大的工程，国内外的历史数据都表明需要７到８年，但是重钢人创造出了“重钢速度”：从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７日奠基，到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４日条代表行业先进水平的４１００ｍｍ宽厚板生产线投入运行，只用了２８个月的时间，到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５日，一条从原料场开始，到焦化、到烧结、到炼铁、到炼钢、到轧钢，所有工艺设施和公辅设施的全流程的２００万吨现代化钢铁生产线开通，只用了３１个月的时间。
这个投资１００多亿人民币打造的生产工艺系统的投产，意味着重钢环保搬迁阶段的初步成功，也为今年６５０万吨环保搬迁一期工程的投产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因为这个全流程的顺利运行意味着重钢融会贯通了现代化流程、现代化工艺技术、现代化装备和现代化管理。
“重钢速度”也意味着“重钢效益”，这个总投资２５０亿的大工程，且不说早投产带来的市场机会以及先进技术和工艺带来的丰厚利润，仅早投产一年节省的资金占用成本就是一个大钢厂一年的利润。
大搬迁统帅的战略突进
重钢大搬迁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大搬迁是动员令，是唤起重钢上下荣誉感、使命感和向心力的一个主轴。从２００６年春天酝酿环保搬迁开始，重钢就进入一股群情激奋的“气场”。借助这股排山倒海的力量，重钢４年来实施了一系列的战略突进，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被媒体称为“浴火重生”的“涅 ”：
一是大搬迁促大发展。一般来讲，像这种举厂迁移的环保搬迁，日常生产都是会受到严重影响的，因为企业的主要精力在搬迁上。但是重钢是大搬迁带大发展，利润翻着跟头上升，从２００６年的２．６亿到２００７年的５亿多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０亿多；２００９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钢铁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但是重钢仍然取得利税８．７亿、利润３．２亿的好成绩。重钢以３５０万吨产量取得的效益与６００万吨规模的钢厂相当。
二是以１５０亿元收购澳大利亚一座资源丰厚的优质矿山，这座矿山６５％品位的磁精矿探明可开采储量达５亿吨，理论储量几十亿吨。在国内企业收购澳矿频频被澳大利亚政府喊停的情况下，此项收购正在积极推进中。与此同时，国内以及重庆市内的矿石资源整合也取得明显进展，可满足新重钢达产后５０％的矿石需求。
三是在江苏靖江开建一个中国的钢铁物流基地，投资１３亿元，占据岸线６６８米。每年可以周转１０００万吨铁矿石和３００万吨钢板。
四是储备１０年之久的依托重钢主业的环保项目——垃圾焚烧迅速占领市场，不到３００人的三峰卡万塔环境公司到２００９年已经实现经营收入５亿元，利润近５０００万元；根据目前的合同和订单，２０１０年可以达到１５亿元收入，利润１亿元。重钢１０年前布局的这颗棋子已经成为国内排名的垃圾焚烧设备提供商和工程承包商，在垃圾焚烧这个庞大的市场上得心应手。
“我给他们定的目标是２０１５年营业收入要达到１００个亿。”董林告诉中国经济时报。
五是启动了适应现代化钢铁市场流程的企业体制和管控模式改革，已经运作三四年了。一是除了前面提到的垃圾焚烧产业和房地产产业外，其他非钢产业通通剥离，做强主业；二是建立适应现代化钢铁企业的先进工艺流程、基于信息化的扁平化管控体系；三是人员结构的调整，通过提前退休、辅业剥离等办法消化一批老员工，通过持续不断的培训培训一批，然后就是大规模地储备人才。
“现在我们是３５０万吨，１５０００名职工；到６５０万吨的时候，大体就是１００００名职工，但都是精兵强将。”
大搬迁给了重钢人新的希望，从而彻底改变了行业地位处于下降通道时企业的精气神；大搬迁也将极大地改变重钢的管控模式，现代化流程和技术要求扁平化的管理，要求高素质的员工。可以说，完成环保搬迁后的重钢即将脱胎换骨。
这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快速推进。
大搬迁触动了重钢人那根名叫荣誉感和使命感的神经，集团上下形成了一种“嗷嗷叫”的氛围，这种和谐奋进的“人和”局面推动了重钢大搬迁统帅下的战略集合突进，形成了昂扬向上的发展态势。
重钢感动中国
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吹牛了？但从目前看，到重钢搬迁现场江南镇看过的人，好像没有不被感动的：
重庆市政协主席邢元敏带着部分驻渝全国政协委员和重庆市政协委员来了。邢元敏说：“确实给了我们惊喜、鼓舞和振奋。我们看到了热火朝天的战斗场面，看到了气势恢宏的连片厂房，看到了参战将士的精神风貌。看了重钢的环保搬迁，就会知道什么叫大工业、大手笔、大气魄。”
重庆市人大主任陈光国带着部分驻渝全国人大代表和重庆市人大代表来了。陈光国说：“规模浩大的工程现场和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给我极大的震撼。我仿佛听到了重庆‘大开放、大发展’大踏步前进的脚步声。”
刚刚卸任的重庆市市长王鸿举说：“观看之后的感受是很开心，我用４个‘工’字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工地，气势磅礴；工艺，赏心悦目；工人，劲头十足；工厂，脱胎换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看完现场，听了汇报后，鼓掌表示对重钢的肯定。
银行也受到了感动，包括外资银行，仅一家外资银行就一次给重钢提供了１０亿元的无抵押贷款；
用户也受到了感动，仅扬子江造船厂就一次预付了５亿的船板定金。
合作伙伴同样被感动了，重钢要在靖江建物流基地，很多船企积极参与。“董董你说，从１％到４９％我们都干！”
董林常去工地，他也被感动了。
“重钢人都是‘５＋２’，白加黑，有的父母去世，儿女上学都没有管过。而且你看，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启动的时候公路桥梁都没有，为了抢时间靠一个小船就把几十万吨的东西从长江北岸往南岸运。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７日那天启动的时候，连鸿举市长和我们都是坐小船过去剪彩的。这么大的规模，两年时间都靠船。这种精神，很多人来看了以后都不相信，惊叹，说重钢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干成这种事，一般的钢厂没法比。”
最感动董林的是重钢的老干部——重钢处级以上的离退休干部有几百人，８０岁以上就有２００人。
“２００６年我去跟他们讲这个事（搬迁）的时候，他们握着我的手说，你终于让我们重钢人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了！我说这首先是市里边（的功劳）。他们说，我们很多都是几代人在重钢，那几年我们听说重钢要给谁给谁，心里面都非常沉闷。那天在小礼堂我们专门开了一个会，他们听了都很振奋，他们说，董董，只要你叫一声我们全来。所以我聘了很多老干部到新区去，都是７０多岁的中干，那比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还要来劲，就住在工棚里面。我每次去都非常激动，看着他们早上起来到食堂买饭，我也去，穿着工作服，一桌一桌的老人，哎呀，我一看，有的人都是提拔我当领导的，因为重钢的领导９０％多都是工程技术人员。这一批人对后人的感染力非常强，比如设计院，我在设计院呆了那么多年，设计院的四个副院级干部现在都７０多岁了，天天上班，年轻人画了图他们看，他们很仔细，我相信他们，年轻人要毛躁一些。我说你们不要太辛苦，就看看图。每天早上上班最早的还是这几个老领导。”
传承光大百年民族钢铁工业血脉
为什么老干部们积极性那么高？为什么重钢工地上出现了似乎不属于这个年代的动人场景？我想，部分是因为重钢领导层唤醒了重钢人心中的历史感、使命感和荣誉感。
我国近代钢铁工业起步于１８９０年成立的汉阳铁厂。１８９０年４月，晚清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汉阳铁厂，这是我国家也是亚洲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也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它的创建拉开了中国近现代工业史的序幕。汉阳铁厂正是重钢的前身。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东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准备西迁重庆。１９３８年２月７日，蒋介石下令“汉阳钢铁厂应择要迁移”。当年３月，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这时汉阳铁厂已停工“十数年”，机器炉座大多陈旧腐坏，零件缺损特别多，就地修理复工已不容易，更何况还要远迁重建。从１９３８年４月起，单是拆卸器材就花了７个月。
搬迁则从１９３８年６月开始， ３．７万吨体型庞大的机器，一段一段转运，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逆江而上、迁渝建厂的悲壮历程。在迁移过程中，仅在湖北境内，就遭日机轰炸９次，员工死亡２３人，伤５０余人。
迁建后的重钢前身，成为抗日战争中军械提供的中流砥柱。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３０日重庆解放前夕，１７名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抢运出一箱箱由国民党埋放在工厂的炸药。就在炸药还剩三分之一时，定时炸弹爆炸了，１７名勇士用自己的生命向已经诞生的新中国献上了保存工厂的见面礼。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３日，解放军接管工厂。
解放后重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北有鞍钢，南有重钢”，说明了重钢在建国初期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根钢轨在这里诞生；新中国的军工钢生产基地在这里建成；新中国的台立式方坯连铸机和弧形板坯连铸机在这里投运。改革开放后，重钢冲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禁区，率先在国内自销钢材，并且成为全国批实施厂长（经理）负责制的企业。紧接着，重钢成为国内批发行企业债券的企业，批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批“企业集团试点”的企业，条控冷控轧中厚钢板生产线投运的企业。重钢于１９９７年组建企业技术中心，１９９９年建立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所以很多人奇怪，重钢这个经济规模在钢铁工业里边已经算不上重量级了，为什么这么多党和要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江泽民、温家宝等，都来过！”董林说。
生存还是死亡
但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重钢已经开始显现暮气了，在世纪之交的前后几年，更是陷入惨淡经营、官司缠身的局面，上百起诉讼，大的标的上亿元，小的也有几百几千万元。从规模上来说，早已不是建国初期产量占全国１／２０的“十大钢厂”之一了，排名也降到了４０名左右，已经不在国家提倡鼓励之列了。尽管２００６年后通过技改挖潜快马加鞭到了３５０万吨，也只相当于当年全国钢产量的１／１４０。同时，重钢排放的污染物占到了重庆的６０％以上，由于设备陈旧、工艺落后，即使重钢累计投入近１０亿元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也无法从根本上摘掉污染大户的帽子。效益呢？２００６年季度就亏损近两亿元。
“生存还是死亡”，这句西方歌剧里的经典台词变成了重钢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当时摆在重庆人面前的路大致有三条：等待关停并转；被兼并；搬迁。因为被兼并也几乎改变不了地处重庆主城的重钢空间受限和环保问题，所以实际上只有两个选择，等死或者搬迁。
从政府来讲，让重钢自生自灭好像也说不过去，因为重钢毕竟延续了中国钢铁工业１２０年的历史，而且，重钢的技术改造一向走在全国前列，重钢人用１００多年前的机器和６０年代的设备造出了造船业的“天下板”，说明这个企业“软件”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２００６年３月到任的董林就是这样把问题摆在了重钢领导班子成员、中干和全体职工的面前，一场全重钢范围内的讨论收拢了人心，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搬迁。
２００６年那个春天开始，搬迁就像一场大风，扫除了长期笼罩在重钢干部员工心头的阴霾，整个重钢被激活了。
焕发了活力的重钢２００６年就在先期亏损近两亿的基础上实现了盈利２．６亿元。
两个、五个还是八个九个重钢
对于重钢来讲，搬迁意味着死里逃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现代化技术的钢铁企业，从规模上讲，新重钢产能将是即将关停的老厂的三倍，而且是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的三倍。“长江上游的精品钢材基地和全世界的船板制造商”的定位意味着丰厚的利润，从利润的角度讲，到２０１２年搬迁完成达产后，新重钢可能是５个老重钢也比不上的。
而新重钢吨钢占地只相当于老厂的１／２，期６５０万吨产能的排放只相当于老厂３５０吨的１／３，远低于国家标准。
从重庆来讲，除了新重钢的增量贡献外，城市环境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此前两届政府环保搬迁的１００多个企业的污染物排放，还抵不上一个老重钢排放的７０％。新重钢还提出了“森林重钢”的理念，超过３１％的绿化率也与重庆发展的大环境兼容。
重钢的搬迁至少改变了两个区的经济地理，经济上受当期损失的本来“因重钢而立区”的大渡口区，从２００４年就提出“再造一个重钢”，重钢搬迁定下来后，他们又提出要“再造两个重钢”，私下里瞄着“四个重钢”；大渡口区的建桥工业园区是重庆市经委的“”之一，因为这个园区像花园一样，而且单位面积产出已经直逼重庆的高新区和经开区。
至于长寿区，那是当然的受益者，作为一个仍然有大片农业区的非“主城核心区”，重钢的到来及配套产业链的跟进将极大地推动该区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有利于该区域重化工产业集群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峡库区产业空心化问题和移民就业问题，可带动三峡库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
重庆主城的江岸线也连贯起来了——此前重钢占据着近７公里的江岸，这将提升重庆的城市价值。
王鸿举说，重钢的搬迁将提升重庆的核心竞争力。
黄奇帆则为重庆能找回在钢铁行业中的光荣而高兴——新重钢有望重回“中国十大钢厂”的行列，西部，与重庆的西部龙头作用是相称的。
重钢进入千亿级企业俱乐部的预期也是他开心的一件事。这位重庆市长同样高兴的是，重庆多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平台。黄奇帆曾说，改革对企业来讲，一定意义上就是重组。对照黄奇帆多年来关于重组的公开报道，我们发现，重钢可以称得上是其“重组说”的一个经典案例。
中央的支持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重钢搬迁是在没有准生证的情况下启动的，这不是重庆市委市政府和重钢胆大，而是重钢已经没有本钱再等，同时时机稍纵即逝，因为审批涉及很多部门和环节。国务院相关部委对此也体现出了充分的谅解。
中央对重庆搬迁的支持首先体现在胡锦涛总书记的“３１４”部署中，“四大任务”中有一条，“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步伐”，重钢是重庆老工业基地的标志性企业。
国务院３号文件“点了名”：“优化提升材料工业，做好重钢环保搬迁和产品结构升级改造。”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家《钢铁产业振兴规划》，提到了重钢环保搬迁，指出是振兴重庆经济的一个重点项目。
重钢新区还是国家发改委圈定的国家第二批循环经济的示范企业。
工信部在关于推进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原则上支持重钢集团环保搬迁项目建设，创建长江上游精品钢材基地。
３年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到重庆，重庆准备了几个项目要汇报，轮到董林时，张国宝说：“汇报不用听，早就该搬了！”
工信部原材料司司长陈燕海、副司长贾银松亲自到重钢新区考察，认为重钢搬迁符合宏观政策，并且“做得非常好，新厂的工艺流程目前应该是全国的”。
“没有重庆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政治决定，重钢搬迁是不可想像的”
这是董林２月８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第二次专访时的原话，他认为重钢的环保搬迁已经超出了经济决定的范畴，是一个政治决定了。
“没有重庆市委市政府层的意志，就没有重钢的环保搬迁，也就没有所谓的‘重钢速度’，更没有所谓的‘重钢奇迹’。”董林说。
因为做出这个决定是要担责任的。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０日，时任重庆市市长的王鸿举让重庆市国土局在一天半的时间内办好了重钢用地的前置手续。
当时的副市长现在的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到北京签了关停小钢厂的责任状。“虽然其他省也都签，不过真正兑现的可能不多，但是重庆是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落实的。”
当然手段是经济的，就是重钢用几个亿的现金购买这落后的３００多万吨产能。
重庆市政府的支持还包括在重钢的重大决策支持上。“当初买澳矿，人家就奇怪，我们不控股人家澳大利亚政府还不批，你居然控股６０％，有希望吗？我也有点担心，还是黄市长，他认为，对于央企人家批准难，并不说明地方企业就一定批准难，再者重钢还有作为香港上市公司的优势。”
作为重庆市政府这一“政治决定”的具体执行者，当时的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多次到重钢鼓劲、指路、出主意，所以重钢独力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个就找黄奇帆。
在重庆搬迁问题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都意见一致，全力支持，这是重钢搬迁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
重庆国资委是重钢搬迁的底气
如果重庆市国有资产是六七年前的状况，重钢的搬迁就是个大大的问号了——涉及几百亿资金的系统工程，仅仅凭一个老重钢，恐怕是想都不敢想的，董林说起国资委就像子公司负责人说到母公司一样，“最关键的就是作为直接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否则这么大的投入，每年近１００亿的投资强度，哪个银行敢给你贷款？是国资委９５００亿的优质资产做后盾——很快就是１１０００亿了。”
其实，这项对地方来讲的超级大工程，其顺利启动就直接得益于渝富公司这个重庆市国企改革催生出的托底工具。其先行垫付的８０亿土地款是重钢环保搬迁的前置环节——这类事，渝富干得轻车熟路，不同的是，这次规模大了一点而已。
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多次组织国资系统内部的资金筹措，满足重钢阶段性资金需求。重庆市属国有企业还以另外一种方式支持重钢搬迁，比方说，那些有用钢需求的单位，先付一部分预付款，“光城投集团一次就预付了５亿。”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重钢大搬迁是一个系统战略，与搬迁同步推进的效益提升、资源战略、物流布局、环保产业，其中资源战略是需要前期动用巨额资金的事情，在澳洲买矿，１５０亿的总投资啊，没有一个财雄力大的“后台老板”，重钢怎么干得了这个活？
所以，了解６年来重庆的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的运作，对重钢搬迁的大手笔、大气魄就不难理解了。
改革激发内生动力
重钢这几年的发展也是重庆国企改革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除了外部条件，重钢搬迁表现出的“人心齐泰山移”的精神也让外界深受震撼。
董林也提到到目前为止重钢搬迁顺利圆满的内部因素，“从２００６年正式启动到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７日市里面批下来到现在的３年时间，从总的策划到每一个部分的推进，应该说都是成功的——这也很关键，有了政策支持，有了政府支持，有国资委做‘靠山’，你自己一塌糊涂，决策不正常或者做了错误的决策，也要出问题。”
这是实在话。董林高度评价了重钢人憋着一股劲的拼搏精神，这个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但是为什么这股精神以前就没充分发挥作用呢？
其中一条我们前面已经提及了，那就是以大搬迁为主轴的系统战略，让全集团上下看到了希望，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体制机制改革以及推进这种改革的技巧。
现在重钢很多员工上１２个小时的班——当然加班是依法补贴的，这个局面是在一次职代会上通过的。当时重钢有两种选择，一是新区新招一批员工，那么老厂关闭后，老厂员工和新厂员工就面临一个谁去谁留的问题，一个就是现有工人加班。交给职工讨论的时候，也是群情激奋，“我们要加班！”，并且是斗志昂扬的加班。
２００６年以来，重钢的员工年年加薪，而且幅度都高于重庆市平均水平，现在重钢员工年均收入已经接近４万元了。２００９年，在抵御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重钢集团领导减薪２０％，中层减薪１５％，普通员工的工资反而涨了近两个百分点。
“经济上，我跟各个部门都说，一定要让奖惩（制度）到位，分配制度落实。”
要解读重钢大搬迁这样一个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事件，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难免显得单薄，从多次采访包括跟董林董事长的两次长谈以及记者收集或者重钢提供的几十万字的材料中，很多有价值能给人以深思的元素不能奉献给读者诸君——仅仅重钢在搬迁中选用的新技术新工艺，在节能减排方面的突破，都可以写一本书了。但是，要搞清楚重钢搬迁为什么能创造出“重钢速度”？为什么在搬迁的同时能在中国钢铁界个突破海外资源收购禁区？为什么同时又那么快那么笃定地在靖江建立国内的钢铁物流中心？为什么同时还锻造了一个环保产业的？这些都是在动员和组织几万人高效进行日常生产经营和环保搬迁的过程中实现的。是什么赋予一个设备陈旧、污染严重、奄奄一息的老钢铁企业如此茁壮的力量？
不能离开民族复兴的滚滚洪流，不能离开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更不能脱离重庆国企改革恢宏壮阔的大背景。
当然，这些严格来讲，都是外部因素。从内部来讲，一个有着百年积淀有着荣耀和辉煌的老国企，本身必然有着宝藏的沉淀，比方说“天下板”，比方说百年血与火的考验赋予的精神财富……你得用希望、用机制去激活他们。
问题是，前辈们用鲜血用生命历经几十上百年积累留下的物质和精神遗产，是不是都像重钢那样得到了发扬光大呢？